租客搬走后，把12岁儿子留下独居一年，“屋里都发霉了”

因长期拖欠房租、水电费，广东珠海的业主方马女士将租客潘某某诉上法庭。拿到判决书后，马女士与潘某某协商房屋腾退和欠款问题，却发现该女子已经搬离，还将12岁的儿子留在了出租屋里。 “从去年5月到现在，这个男孩不断在出租房内独居。”9月28日，马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房屋内住着未成年人，法院执行局无法强制执行。她曾联系当地社区、街道办、派出所、妇联等部门协调处理，至今也未能得到解决。 根据马女士给予的租房合同，2024年6月，潘某某租下珠海香洲区的水岸华都一套119平方米的房屋，每月租金3300元。判决书显示，潘某某此后多次逾期交付房租。 因长期拖欠租金，2024年12月24日，马女士向潘某某发送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要求其在一周后搬离出租房。当时，潘某某曾回复，“小孩子生病，这会儿没心情搞这些”，她还提到，自己在打官司，微信和银行卡被停用，“谁也不想跟谁结仇，帮忙体谅一下我”。 马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25年2月起，潘某某再未交纳房屋租金、水电费等，并且不断无法联系到她本人。自该年5月开始，该套房屋的水电燃气等被停用。 不得已，马女士将潘某某起诉至法院。2025年6月30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双方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潘某某在10日内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共计7万多元。 拿到判决书后，马女士前往出租屋协商腾退事宜，发现屋内只有一名12岁的男孩。她分析到，在停水停电后不久，潘某某无法维持正常生活，便带着另外3名孩子搬离，“男孩也不知道为何要在这里，只说妈妈偶尔会过来看他一下。屋里长期没人收拾，发霉发臭，已有了严重的异味”。 马女士称，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她至少5次去查看房屋情况，都遇到了男孩。且有小区业主和物业向她反映，男孩在公共区域如厕，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 她还多次联系法院执行局，但被告知房屋内有未成年人单独居住，无法强制执行。她曾求助当地社区、街道办、派出所、妇联等部门协调处理此事，“社区联系到潘某某，她也以私人家事为由拒绝帮助。我们听说她就生活在附近，但找不到具体位置”。 9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联系男孩母亲潘某某，电话不断无人接听。另据南方日报报道，记者探访时，男孩自称没有上学，也不想搬去和母亲同住。生活开销方面，父亲会按月把生活费转入他电话手表绑定的支付宝账户。潘某某则回应记者称，“这个事你不懂”“爸爸不回来处理不了”。 香洲区湾仔社区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此前他们已经跟进处理，也上报了孩子的教育和监护问题，但不清楚具体进展。据他们分析，男孩并非无人看管，父母有定期照看，也在支付生活费。 针对此事，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潘某某及其丈夫将12岁男孩长期安置在停水停电的出租房单独居住，仅转账生活费、偶尔短暂照看，已经违反监护义务。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生活，“监护责任并不仅仅是给钱，还包括人身照料、安全保障、义务教育保障”。 赵良善分析，12岁男孩原本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却长期失学、居住环境恶劣，父母如果未履行完整监护职责，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社区可以劝诫制止，公安可对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如果监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持续处于无人照料状态，民政部门可以依法实施临时监护。 在赵良善看来，此事陷入僵局，在于执行实务中“未成年人安置”和“房屋腾退”捆绑，法院在履行判决的同时，也要审慎考量未成年人保护。 他认为，未成年人居住屋内不是法定阻却执行事由，应当由法院牵头，联合公安、街道社区、民政、妇联、教育部门，先行评估孩子安全状况，必要时将孩子接走临时安置，然后再实施房屋强制腾退。该处置存在一定协调难度，需要克服跨部门联动、监护人抵触情绪、未成年人心理保护等多重现实障碍。 租客拖欠房租，长期失联，却将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出租屋？珠海的马女士遇到收房难题。9月28日，她告诉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出租房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长期无人看管，弥漫着浓厚的霉味，洗手池则生了厚厚一层霉，居住环境堪忧。 “她对孩子是很不负责任的。”马女士表示。更让她无奈的是，由于租住房内住着未成年人，虽然法院已经判决，但执行局无法强制执行。 马女士告诉记者，2024年6月14日，她和潘女士签订《不动产租赁合同》，将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江海路20号的房屋租给潘女士，房屋面积为119平方米，租期为一年，租金每月3300元，约定每月的20日前支付，押金共6600元。水电、燃气、物业费由租客承担。此外，合同还约定，租客不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陆续在达7日或累计达15日以上的，出租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可要求承租人搬离物业并没收押金作为违约金；拖欠房租超过10天，出租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 没想到，潘女士第一笔租金就逾期58天。那之后，潘女士多次拖欠房租，累计逾期支付租金达283天，所欠房屋租金累计到2025年6月19日为16500元，此外还有物业费、水电费。 2024年12月4日，她曾让潘女士补齐9月21日到10月20日所欠的1144元租金，10月21日到11月21日的租金3000元。潘女士则表示，自己刚交了一笔费用。几天后，马女士再次催促租金，潘女士则表示，自己工资晚发，收到后会转租金。之后，马女士又发现，潘女士从未缴纳物业费，已经拖欠7个月。 2024年12月24日，马女士给潘女士发了《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告知潘女士租赁合同于2024年12月31日正式解除。但潘女士不断未回复消息，电话也打不通。 2025年6月30日，法院判决，原告深圳市千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马女士为该公司负责人）与被告潘女士之间的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于2024年12月31日解除；潘女士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腾退房屋，支付房屋占用费（计至2025年6月19日为16500元，之后按3300元/月标准计至房屋实际腾退返还之日止），电费137.31元，押金6600元不予退还。 停了水电之后，不断没联系上的潘女士终于主动和马女士联系。潘女士表示：“你停水是违章的。家里小孩子饭都没吃。”潘女士称想商谈，想把房子买下来，“帮助我一下把水送一下好吗？” “孩子可怜，我们就交给孩子一把临时钥匙。警察也打了电话给她，她说她在外地，过几天回来处理。”马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以为这一次潘女士会处理，没想到三天后依旧无法联系，潘女士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6月3日，潘女士主动联系马女士，是为了告诉马女士“不要吓着孩子”，她称执行局的人进屋吓到孩子，孩子跑了出去。“我上个月在处理事情，这个月有眉目了，留下喘一口气吧。”潘女士说。 上周，马女士又去了一趟出租房。“地上蟑螂、虫子在爬，洗手池上全是霉菌，房子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根本没办法闻。”马女士向记者给予了房内的照片和视频，记者看到，房屋本身装修完善，家具齐全，墙上还贴着“家训家规10条建议”。但由于缺乏打理，屋内十分凌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矿泉水瓶，还有一箱方便面，厨房的水池布满了已经干掉的污垢，水池下方严重长霉。 男孩有一块电话手表，他表示爸爸每个月会给自己转账三四千元，他用电话手表收款，但爸爸的电话号码已经更换，他没法联系上。至于妈妈，男孩表示，偶尔会来看他，但他也经常无法打通妈妈的电话。男孩称，吃饭主要是点外卖、出去吃面，洗澡则是去表哥家，他已经不再上学。 马女士表示，孩子的状态看起来还好，能正常研讨，但她表示，执行局工作人员上门那天，男孩躺在桌子上睡觉，叫了很久都没反应，她担心男孩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对劲。 记者联系上香洲区湾仔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孩子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良好，但确实已经不再上学。社区曾跟学校反映孩子的失学问题，并不断在跟进，也曾联系孩子的母亲，但孩子母亲以家庭事务和私人事务正在走法律程序为由拒绝政府部门的介入，孩子本人也表示不需要救助。“孩子有监护人，而且监护人定期有资金资助，我们社区层面没办法进行解决，只能将相关情况进行上报。”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就此事已经上门协调多次，时间跨度有半年之久，困难之处在于孩子有监护人，民政部门的兜底政策没办法落实，社区也无法强制处理。“从3月不断处理到现在了，但不断没办法解决。” 随后，记者拨打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话，无人接听。据马女士说，执行局工作人员曾回复她，房屋内有未成年人单独居住，无法强制执行，“你们要自己盯到他妈妈。”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易旭指出，潘女士的行为实际上横跨违约、妨害执行、违反监护职责、侵害受教育权四个层面。 二是妨害执行，生效判决确认出租方有权收回房屋后仍拒不腾退，法院可依民事诉讼法对其罚款、处以十五日以下司法拘留，如果系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执罪，其不续水费就报复的言论，还可能触及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规定。 三是违反监护职责，孩子13岁、正值义务教育阶段却长期辍学，被单独置于停水停电、多处生霉的房屋内，仅不定期探望、由父亲汇款，这已明显超出“监护方式不当”，甚至可能构成遗弃罪。 四是违反义务教育法，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此外，父亲每月给付数千元生活费，仅能证明其履行了部分经济供养义务，不能替代照料、教育、保护等监护职责的履行，其同样属于责任主体。 易旭指出，法律上不存在“房屋内住着未成年人不能强制执行”这样的豁免规则，这是一个实务操作问题，不是执行阻却事由。 各地法院已有成熟的“先安置、后腾退”做法，比如执行前制定专项预案，联动公安、街道、民政、妇联，预先安排临时安置点或过渡住房，必要时由民政部门依法实施临时监护。未成年人的安置恰恰是执行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执行的停止条件。 如果执行局长期以该理由不采取任何措施，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要求书面释明理由，也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 第一条线是国家监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2条第（四）项规定，“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第93条进一步规定，民政部门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组织或者儿童福利组织收留、抚养。父母表示不需要救助，不能对抗这一职责，更进一步的手段是撤销监护人资格，监护资格被撤销后，父母负担抚养费的义务并不免除。本案中，可由社区、学校或民政部门作为申请人提起撤销监护权之诉，必要时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第二条线是压实相关部门的法定责任并施压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第二款明确，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面临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报告，第117条还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社区“协调多次、监护人拒绝介入”的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可向区民政局、区未保办书面投诉，要求书面答复，必要时顺利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检察监督督促履职；教育行政部门则应依据义务教育法第58条对监护人召开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其送孩子复学。